解说

  救济逆流谋杀

  ——东野圭吾的女性犯罪讲义

  (本文涉及谜底,请阅毕正文后,再行浏览!)

  2006年,注定将成为东野圭吾写作生涯中最重要且具有纪念意义的年。是年,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日剧《白夜行》,不但创下了平均12.28%的收视率,还一举夺得第48届日剧学院奖的四个主要奖项。受其影响,不但该剧的原著小说得以大卖,而且还促成了其早期的一些乏人问津的绝版小说获得再版。此次经历,被视作日本推理界文学与影视之间完美合作的典范,这也为日后“侦探伽利略系列”影剧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同样在这一年,东野创作于2005年的长篇《嫌疑人X的献身》,赢得“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周刊文春杰作推理”、“本格推理小说”三大年度推理排行榜前所未有的三冠王,并先后拿下本格推理大奖(第6届)和代表日本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的直木奖(第134届),继陈舜臣、桐野夏生之后赢得了推理界“获奖三冠王”(囊括乱步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直木奖三项大奖)的无上光荣。

  稍微熟悉一点东野的读者都知道,《侦探伽利略》、《预知梦》、《嫌疑人X的献身》构成东野圭吾的“侦探伽利略系列”。而他本人在此之前,是从来不撰写“系列小说”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系列小说”有一个相对严格的评判标准,即系列中各个作品之间的最低关联度。所谓最低关联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没有统一的形象一致的系列主角,没有具备明显的时空承继色彩的背景情节。以这两方面来观察东野此前创作的作品,我们将会明确感受到这种非关联性。

  与《侦探伽利略》和《预知梦》相比,《嫌疑人X的献身》有三个特别之处:一是作为该系列的首个长篇,受篇幅影响,东野在处理这部作品时有较大的区别;二是作品在内容上不再以一个玄妙绚丽、充满神秘气质的谜团开场,而是在初始章节就切入朴素平常的死亡事件,扬弃诡谲的杀人场景和离奇的杀人手法,复归日常秩序的本格精神;三是小说人物设置上,汤川的戏份明显减弱,以其“对手”身份出现的数学天才石神哲哉成了真正的主角,尽管后者在两人的对决中遭遇重击,却愈加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尊重。

  而该作的续作《圣女的救济》,也基本承袭了力述三个特征。

  独立性与名侦探

  《嫌疑人X的献身》赢得莫大成功之后,东野圭吾先是在文艺杂志《ALL读物》发表了短篇推理作《落下》(后来成为第三本“伽利略系列”短篇集《伽利略的苦恼》中的首个短篇),安排了新人女刑警内海薰的初次登场,并与汤川学首次合作,破解离奇的坠楼死亡事件。之后开始在同一份杂志上连载《X》的续书、该系列的第二长篇《圣女的救济》,时间长达两年。这部几乎不逊于前作的小说完稿之后,作者陆续发表收入《伽利略的苦恼》中的其余四部短篇,最终于2008年10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同时推出两本新书。

  在改编自其作品的偶像日剧《侦探伽利略》、《侦探伽利略Φ》和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的轰动热映影响之下,截至今年初,《圣女的救济》销量在日本已逾20万册,而《嫌疑人X的献身》文库本的销量则突破150万册。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是与“系列小说”中“名侦探”这一角色所具备的独特魅力息息相关的。

  我们说,所谓“名侦探”角色的塑造,其方法是作家不以诡计设置、细节处理、氛围营造等因素为创作的第一要务,而是力求通过一组“系列小说”来凸显侦探角色的魅力,在侦探身上加入越来越多的“超人”元素,角色越是怪奇非凡、冷静孤僻,越能吸引读者眼球,作家也经由自己一手打造的“名探效应”,体现其自身的存在价值,这种“名探效应”的最大好处,就是扩大了本格推理小说的受众范围,因为它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关注点,使得一些并不喜欢本格推理、但对“萌系”元素和“八卦”对话感兴趣的读者加入其中,尽管可能作品的诡计、谜团并不严谨,更不经典,但仍会赢得大众的追捧。

  所以,我们会在《圣女的救济》中读到“内海薰再次从包里掏出ipod,一边听着福山雅治的歌,一边喝着矿泉水”之类的桥段,或者“在粉碎了场完美犯罪的同时,他的爱也彻底被辗成了碎片,他感到如此疲惫,也是理所当然的……”之类“奇怪”的对话。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东野在《名侦探的守则》中写到的某个场景,是他骨子里本就喜欢这样的“名探”,还是只想为自嘲提供一个绝佳的范本,我们不得而知。而东野在创作态度上的改弦也并非人人叫好,因为这正是《嫌疑人X的献身》等作品屡遭包括二阶堂黎人在内的古典推理作家、评论家们诟病的主因,在他们看来,本格推理小说根本不应有这样的写法。“伽利略系列”在日本文坛所引发的一场本格推理应该如何来写的大讨论,盖缘于此。要不是笠井洁等权威人士的鼎力支持,东野圭吾恐怕无法那么早就喜获两个“三冠王”称号吧。

  毋庸置疑,“侦探伽利略系列”打破了东野圭吾的创作习惯,而作为该系列第四作的《圣女的救济》,其最主要价值便是成就了作者真正意义上的首个“系列小说”,成就了汤川学这一作者笔下的第一名探。如前所述,严格的“系列小说”,最大特点在于其内在的关联度,除了拥有统一的形象一致的“名侦探”外,还必须在情节内容上具备某种明显的时空承继色彩,这主要表现为故亊有先后顺序或者因果关系(适合制成年表,比如岛田下的御手洗洁)、人物有生长点(比如塞耶斯笔下的温西爵爷)。设若我们以上述要求来审视“伽利略”的前三部作品,则会发现在《圣女的救济》问世之前,“伽利略”还难称“系列”。而《圣女的救济》一书最终使该系列实至名归,毕竟东野在其中写到了汤川学在石神“沉沦”之后一蹶不娠,开始拒绝草薙等人的来访,“已经不想再和警方的案件搜查扯上任何关系了。”直到与草薙性格特异的内海薰介入其间,她对物理学的了解以及个人的脾性、谈吐,使得汤川很快与之亲近,并一再给予欣赏的赞誉。加上被请求协査的案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完美犯罪”理性魅力,最终改变了汤川的态度,从挚友的事件中解脱出来。因此,《圣女的救济》确实是部续作而非那类“关系暧昧”的姐妹篇,问吋它还保持了与前作合拍的一致性,都是以单个案件单个诡计来支撑整部作品,简约而乂不失华彩,尽管在结尾的安排上落入了偶像剧的俗套,无法堪比《X》的那个经典场景,但还是因为设定了一场难忘的顶级对决,而终使本作在整体性上得到较高的打分。

  ※论理性与世纪毒杀※

  “论理”是个日语用词,有逻辑、规则、道理等意思。东野的作品普遍表现为一种精巧冷静的论理性,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理科叙事”。我们知道,叙事学在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的创作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有很大程度就得看他的叙事水平如何。正所谓优秀的作家,一百部作品有一百个不同的开头,就是在说叙事本领。叙事能力大致可以分为结构方法、叙述手法、行文功底三个方面,结构讲的是框架层次,叙述讲的是视点角度,行文讲的是文字语言,此三点由大至小、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几乎涵盖了小说艺术的全部。东野的小说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理科向”,此所谓“理科叙事”的本意。以这本《圣女的救济》为例,通过以下分析,可见此种叙事类型之一斑。

  关于结构方法,前章已经有所述及。东野的小说大体上是“三段式”:开头发生事件、谜团渐次展开,接着扮演“侦探”一角的主人公介入并予以“逻辑推测”(而且此种办案过程多半中规中矩,依循着刑侦学的固有模式,社会派推理小说基本上都是如此),最后案件侦破、真相大白。“三段式”体现的是一种结构上的简单明确,诠释的是理性味十足的因果关系。这在东野的早期本格作品、中近期的“伽利略系列”及部分社会派小说中被频繁使用,比如《毕业前杀人游戏》、《十一字杀人》、《嫌疑犯X的献身》、《红色手指》、《流星之绊》等。而《圣女的救济》的首章则通过真柴夫妇的对话挑明杀机,很快义孝被人发现毒毙家中,接着警方展开搜证和探查,最后在汤川学的帮助下解决命案,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这就是理科叙事。作为突破,方法是将结构复杂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中作”,我们在阅读《脑髓地狱》等作品时自能明晰。

  再看叙述手法,主要有叙述方式和叙述视点两方面。此处之理科向,主要还是指这两方面的固定和单一,变数相对稀见。东野所惯常使用的就是顺叙方式(以时间为经,叙述某杀人事件的前前后后)和双视点(一般只出现两类叙述者——办案者和涉案者,通常是第三人称,基本不出现“多视点交错”或“多视点共焦”等类似于《黑暗馆不死传说》的视点形式),其集中体现便是“侦探伽利略系列”。因为叙述方式和叙述视点的改变,小的方面会给单部作品的外观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大的方面会带来“伽利略系列”这个整体的韵律出现“异变”,可能让喜欢它既定形式的读者产生反感。因此,在《圣女的救济》中,除了首尾存在呼应上的共叙、倒叙外,整个案件过程一直保持着四平八稳的渐进势头,顺着固有套路走,没有突然杀出个程咬金似的不协调感,“N线”等历史事件的引入也只是为了因应汤川学的说理需要。本书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应缓则缓,该急则急,读起来十分明畅轻松。而属于“非理科叙事”范畴的“叙述性诡计”之流,就极少在东野的作品中出现。这也是他能吸纳尽可能多的读者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科叙事”的阅读门槛毕竟不是太高。

  然后说说东野的行文功底。他的小说语言通常朴实平白、不假矫饰,极少出现唯美的文学气息,相对地具有一种特殊的冷质和洁癖,充满着简约之美和理性秩序。《圣女的救济》即是如此,其中人物的对话大多寻常直白,很少出现摸棱两可、寓意深远的含蓄语句,而他们的心理活动则通过简约的叙述和场景的烘托,溢于言表,读者一看即明,不必反复琢磨。义孝的无情无知、宏美的纠结矛盾以及绫音遭受双重背叛之后的伤情、不忍直到决绝的“内心图景”,都在东野不瘟不火的“理科叙事”中毕现无遗,作者以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着人性的隐恶与自赎,这已构成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达臻美学的高度。

  众所周知,推理小说的叙事是围绕设定展开的。没有强大的设定时,可以通过完美的叙事表现来弥补先天不足,社会派比之本格派的最大优势即是于此。相反地,一旦拥有不同凡响的设定,加上叙事艺术的杰出演绎,必然会催生一部优秀的作品来,比如这部《圣女的救济》。本作在设定方面再次体现了东野在运用传统本格元素方面的创新能力,这次他将兴趣放在了日本推理作品中鲜见的毒杀诡计上。

  我们知道,毒杀是古典本格推理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最后致意》中的短篇作《魔鬼之足》是公认的毒杀推理之组,欧美黄金时代的大师们差不多都尝试过这一设定,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一案多破”的《毒巧克力命案》(柏克莱著)和记载了最上乘心理毒杀手法的《绿胶囊之谜》(卡尔著)。因毒杀本身所具备的易操作、难发觉等特点,使得此种杀人手法最常为天性阴柔的女性和从事暗地活动的刺客、杀手所使用,这反映在推理小说中则为毒杀频繁地出现在女性犯罪小说和政治惊险小说中,相应地以毒杀为最主要诡计设定的也多半是女性推理作家,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生平创作毒杀推理小说多达十余部,其中就包括她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和多萝西?L?塞耶斯(以《强力毒药》最为知名)。对于作品中提及和使用的那些经典毒杀诡计,我们称之为“世纪毒杀”。

  但是,客观现实最终还是将这一题材限制在了最小众的范围里。因为随着毒物学、刑侦学和法医学的不断进步,科技医疗水平的日渐提高,世界各国对危险品的流通渠道的严格监控,毒杀不得不逐渐推出历史舞台,也越来越少地被用在推理作品中。所以,尽管是在推理小说第一大国的日本,也甚少有作品注重毒杀,更罕见以毒杀为唯一诡计统领全局的长篇本格推理作品。我想,土屋隆夫的处女作《天狗的面具》应该是个例外吧,该作不但为读者呈现了一场经典毒杀,还“附赠”了一篇毒杀讲义,可这毕竟属于凤毛麟角。从这层意义上讲,超过三次地使用毒杀诡计的东野圭吾,则真的是日本毒杀推理小说领域殿堂级的人物了。

  擅长化用本格推理元素、推陈出新的东野,早在自己1986年正式发表的第二部作品《毕业前杀人游戏》中就使用了毒杀诡计,其手法由于结合了茶道的雪月花之式而极尽繁复之能事。之后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毒杀出现在名作《白夜行》中,不管是小说还是日剧,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接下来就要说到读者诸君刚刚阅毕的本作了,不知道大家是否与我有着同样的感触,《圣女的救济》在毒杀诡计的创新性方面的价值是空前的,它之所以是“世纪毒杀”,其根本因素就是作品在毒杀的实现手法和背后动机上都下足了功夫,从而将这一古老的本格诡计赋予了新的涵义,而使之“焕发青春”的正是东野自《宿命》以来一直刻意描摹的人性主题。正因为其中的毒杀诡计不只是徒具古典况味的“推理博物馆藏品”,还观照、探勘到了现实社会中的人类尤其是身处弱势的女性的深层悲剧精神,《圣女的救济》的贡献之伟大便完全对得起我们对东野的枵腹以待了。与《雪地杀机》之颠覆“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写法相似,本作也是在末尾处方始揭开“东野流”毒杀美学的神秘面纱。作者一改古典毒杀推理较多着墨“投毒者身份”(whodunit)的习惯,很快就将凶手锁定给读者知道,这时困扰警方的主要是“毒杀手法”或“下毒途径”(howdunit),而当厉害的汤川学介入其中予以勘察推理之后,却意外地抛给我们一个“奇怪”的说法:唯一的解答却是“虚数解”。意即“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从现实上来讲……凶手实施过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却是无限接近于零……也就是说,其手法套路是可行的,但要实际行动的话,却是绝对无法办到的。”在这样的暗示之下,内海薰的探访询问和草薙的另线调查最终殊途同归,原来解明真相背后的“毒杀动机”(whydunit)才是东野设定如此诡计的主要目的,此前关于手法、途径的讨论都是为着这个颇具人性深度的动机而服务的。汤川所秉持并奉为圭臬的理性研判,在与复杂人性的交锋中再次受挫,无怪乎他在最后感叹道:“一般而言,凶手都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杀害他人,这一次的凶手却正好相反,为了不去杀人而竭尽了全力。古往今来,东西南北,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凶手……女人这种生物倒也真是有够可怕的,竟然会想出这种毫无合理性可言,充满了矛盾的杀人手法来。”于是,“伽利略”只能苦恼着:“人心是一门出奇深奥的科学。”

  诚然,人性注定无法被理性所解构,因为一旦论理化,其结果只会剩下世间最无法简单化的情感——爱。

  女性讲义与救济学

  阅毕这本《圣女的救济》,兴许最想问的是标题中的“圣女”究竟指谁吧。古今中外的大量描绘女性的文艺作品,大抵有两种极端倾向——要么天使,要么魔鬼!在西方的宗教思想中,这两种身份的最经典体现便是修女(圣女)和巫女(魔女)。

  东野的推理小说系谱,一路发展下来,其本质的属性之一,就是“女性讲义”,其中呈示的是东野流的女性观。撇开东野的一些早期本格小说不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实相虽然是一步步走向黑白幽境的人性森林,但根本上则体现为从“恶女”到“圣女”的进化。

  在日本,女性的魔鬼与天使两面,主要外化形式就是恶女(ugly-woman)和圣女(saintly-woman),日语中,“恶女”的本意是丑陋的女性,但通常被使用的却是其引申义项——品质邪恶、性情冷酷的女性。与柔弱的天性常态相比,具备神秘气质的“恶女”诱惑力十足,在致令男性深深惊惧的同时,更能激发男性的种种遐想。东野本人就曾不只一次地自承,他的最大愿望是缔造一个“穷极魔性之女”。出于对前辈作家的敬意和自身着力人性书写的内在要求,东野圭吾在塑造了多个“恶女”犯罪者之后,终于完成了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恶女极品”的《白夜行》、《幻夜》两部曲,得偿夙愿。然而,“穷极魔性之女”的极致效果和经典意义,使得上述两作实难自我逾越,而且考虑到这样的人性描绘太过“令人绝望”,丧失了真实感,于是东野不得不将笔触转向“圣女”。也因此,我们会读到《秘密》中男性的无奈、《单恋》中两性的彷徨、《信》中女性的包容、《红色手指》中母性的光辉、《流星之绊》中女性的情仇牵绊。直到《圣女的救济》中女性的救济精神,一个个女性形象不管主角、配角都得以近乎完美地被东野赋予了神圣感。东野的整个作品群,既是一份份“人性记录”,更是一张张“女性讲义”。

  “圣女”之“圣”就在于她们拥有“爱”之心,发扬和维护了女性的美,这与是否实际具备“性爱”和“繁衍”的身体条件没有任何干系。依此标准,本作中的“圣女”也就非指绫音一人了,还包括曾面临与绫音同样处境的润子、因爱而背叛师父的宏美以及解救汤川于困顿的薰。而不了解其“圣女”之“圣”的那些个男性,便只能背负遭受女性“圣裁”的命运。本书中的义孝歪曲女性之“圣”,将之浅鄙到“生子工具”的地步,他的这一无知执念对于自己的死亡是难辞其咎的,也不值得我们注入人性同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圣女”在宗教史上还有着另一层含义,这与一度盛行的禁欲主义有关,即圣女是指“禁绝生育的处女”,此义项似乎也适用于绫音。综上,她无疑是东野作品中“圣女”角色的最杰出代表了。

  对于“圣女”绫音来说,当润子以救济之心留给她一袋砒霜、而未来的丈夫义孝则抛出借助她这个“生子工具”完成私愿的时候,她不得不订下那个可怕、可悯、可悲、可恕的惊天计划。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们很难完全体会她当时的心态了,“她辞去了所有的工作,一心就只想着家里的事。每当真柴在家的时候,她就会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做拼布,一边随时准备着伺候丈夫。”这份执著和意志力曾令汤川学钦佩之至,但我想后者应该无法理解其行为背后的那个“疗救”之心吧。妻子渴望被丈夫救济,尽管这种可能性很低,但也只能一试,她每日监视着净水器,满怀“施救”丈夫之念地忐忑生活着,这一做法在她看来,既是“他救”、也是“自救”,既是对他人行使圣德的注脚、也是向润子赎清愆尤的苦行。令人扼腕的是,她所托非人,义孝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早已“弃救”、丧失了为人的资格。因此,难以实现绾解的“救济”,最终将故事无奈地引向“罪与罚”的结局。而作为绫音“救济者”的草薙,则不得不面对“宿命”的真相,他越是要洗清她的嫌疑,则越是做实她的罪行,实在是一种残酷的讽刺啊!

  “这就是女人!”内海薰在小说的末尾感慨道。仿佛只有女性才能理解女性,是这样吗?其实不管怎么说,这出长达一年的“完全犯罪”终被挫败了,所以那解答也就不再是“虚数”。而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圣女”就依然存在,下一次她会救济谁、又如何救济,则不是我们能够预见的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那就是世界必然为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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